作者：北京市博天律师事务所 刘忠诚

        我出生于安徽偏远的农村。1984年刚满17岁时就从安徽省嘉山师范学校毕业而成为一名人民教师。作为一名年青教师，我力争在向前辈学习中求创新，刻苦钻研教学知识，带的学生参加市、省级竞赛并多次得奖，我每年都被评为优秀教师。1988年春天，一件发生在身边的事改变了我的一生。淮河大坝有一段是从我家所在生产队的土地上穿过。生产队就动员村民在淮河大坝外侧栽了一排排杨柳树。过了几年，杨柳树长大了，村民们就一起又把它们伐了。没想到，过了没几天，林业派出所的人却把生产队的干部带走，并责令村民把卖树的款全部上缴，言语也是非常的不客气。我隐隐觉得不公，但是派出所的回复却是依法办事。派出所还告诉村民们，法律规定，国家的大堤，在20米范围内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。如果要砍伐国有土地上的林木，应该到林业部门办理采伐许可证，并要经过淮河管理委员会的同意。

       这件事情之后，我似乎明白了法律不象是人们想象的那样，它并不总是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是非观念一致。我开始对法律感兴趣，并在教课之余自学起了法律。 我于1992年参加了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，并在1993年2月拿到了律师资格证书。从1993年到1996年的几年，我的最大愿望的从农村中学调到县城中学当老师，并兼职做一名律师。这样收入有保障，又能做自己喜爱的律师工作。应该说在当时的环境，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理想。但无情的现实击碎了我的“愿望”，我没钱、没人，我徘徊、苦恼了几年。

        我常常以孟子的\"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\"来自我安慰。1996年是我30周岁，人们常说“三十是而立之年”。而我这时是一事无成，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。在1996年8月的一天，我在安徽明光市的人民广场上徘徊了好几个夜晚，最后决定辞去做了13年老师的教师职务，成为了一名专职律师。这是我人生中的最重大的抉择---痛苦而艰难的抉择。

      1996年，那时中国还不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年代。当时人们的观念也不像现在这么超前、开放。做一名公办教师，老婆孩子的生活是有保障的，但辞职后做律师全部靠自己的业务收入来养活全家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我对自己的前途很有信心，但我压力太大。我辞职后到安徽省明光恒立律师事务所做专职律师。这是个国资律师所，我是提成律师，按收费的40%提成。从一名教师改行做律师，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转变。但我是个特别自信的人，我相信自己肯定能够成为一名优秀律师。我将律师所的律师办案卷宗翻了一遍，从中学习老律师的办案经验。没有星期六、日和节假日，我看了所里律师仅有的资料。当我办理某一个案件时，我会将与案件有关的法律、司法解释仔细研究，反复琢磨。当时我的想法是，办了一个案件就把案件研究透彻，以后再遇到此类案件我就成为专家了。虽然，我非常辛苦，但收获还是不错的。1996年8月到年底，不到5个月时间，我业务收费是8千多，我业务提成是3千多元。每月收入是600多元，比我做教师的收入多多了，这也解决了我的基本生存问题。我对自己更有信心了。

        在我所在的县城，只有20来个律师。当时全年收入超过5万的只有4名律师，也是人们公认的本地大律师。我非常羡慕、敬佩他们。1997年我全年业务收入24000多，1998年我全年业务收入34000多，1999年我全年业务收入50000多一点。也就是说，我心目中“大律师”的标准，我仅仅用了3年半的时间。我对自己充满信心。

       2000年，我业务发展非常顺利。当年8月，司法部下达了国资所改制的方案。这是我人生中的最重大的抉择，抉择中充满风险和挑战。10月，我与其他2名律师合伙创办了安徽恒维律师事务所。年底我的业务收入达到90000多元，远远超过本市其他律师。2001年、2002年、2003年，我业务发展顺利，业务收入都在10万左右。在同行和朋友看来这是非常不错的。应该说我对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。

       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。而我更是一个不安分的人。2003年底，因是否购买律师所租用的房屋，合伙人之间发生了不同的意见，使我萌发了去外地做律师的念头。我选择了广东、上海、北京作为目标。春节前我到广东青远出差，顺便到广州、佛山考察了一番，感觉广东的语言难以沟通。春节期间又与上海的朋友取得联系，感觉上海排外思想很严重。我从网上仔细研究了北京律师业的情况，就发了5份简历。很不错，只有几天时间，北京的5家律师所都给我回复。我决定北上！我抛弃了8年辛辛苦苦得到的客户，拎着一个手提箱，怀着揣着3万元的银行卡，从一个小县城，来到首都北京，时间：2004年3月12日！2004年5月8日，五一后的第一天，我拿到了北京的律师执业证，证号：W011931108128。

       我本是个非常自信的人，但到北京不久就总对自己感到信心不足。我所在的北京CX所，是一家有20多名执业律师的中等偏下的远郊区所，大部分律师都来自全国各地。最使我不自信的是，律师所的助理大部分是中国政法大学的，实习律师也都是名牌大学，至少也是正规法学专业的。而我的中文本科、法学本科，都是自学考试通过的。我开始怀疑我的自信，我开始对自己的北上沮丧。我常常问自己是否选择北上是个错误。收入仅仅够房租、生活费，我苦恼、徘徊，情绪低落。几个月下去了，银行卡中的钱像流水一样，一天天的少了。而我的业务一点也没有起色。我所在的北京CX所，有一天讨论一个票据纠纷案件，绝大部分律师认为这个案件我方当事人会败诉，因我刚来不久，对案件也不了解，但我总感觉这个案件有问题。会后我拿了这个票据纠纷案卷仔细研究，我的结论是：我方当事人肯定能胜诉。我将对案件的分析与律师所主任进行了沟通，所主任即安排我做这个案件。案件的结果是：法院全部支持了我的观点。这个案件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。之前我没有做过票据纠纷案件，但我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和扎实的法学理论知识，我还有一个长处就是喜欢认真钻研案件。这个案件的胜诉，对树立我的信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。

        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没有客户是不行的。我知道自己成不了北京的大律师，但我很想成为一个名律师。北京有1800万人口，但我只认识几个同乡。我每个星期六日都出去拜访同乡。那时，我没有车，也囊中羞涩。做地铁和挤公交时心里非常烦躁，但也是无可奈何。慢慢的我学会了在车上看报纸，也忘却了烦恼。为了发展业务，我记得在法制晚报、京华时报上做过个人的业务推广，我可能是北京第一个以自己名字做推广的律师吧。我参加了我所能够参加的各类聚会，我想认识我每一个想认识的人。

       2004年7月，我从远郊区到了朝阳，后到东城，9月又来到石景山区。在此期间与他人合伙办了“北京ZJ律师事务所”，我是该所主任。因为办所理念及其他原因，我做了7个月主任就退伙了。2004年底，从北京回安徽过春节时，银行卡中的3万元没有了，但回家后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问我在北京怎么样时，我都会说“还好！”实际上并不好啊。2004年全年没有收入，还将家中的3万花去。唯一的收获是认识了许多朋友和老乡。

      2005年应该是平淡的一年。我2005年5月退伙后挂靠在“北京市KC律师事务所”，心中非常苦恼，感到业务压力太大。我退伙后，原所欠我的办案费用，我多次催要就是不给，我因此与我亲自办的ZJ所打了2场官司。很有意思啊，我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啊！法院通知我农历12月20日去取执行款，但12月19日法官突然通知我说，“北京市ZJ律师事务所”给的是空头支票。而我买的是农历12月22日回安徽过春节的火车票。没有执行款，就意味我回家没钱过年啊！我自尊心很强，不喜欢借钱。我没有办法了，就从信用卡上取现5000元。春节后正月初六，我买了张北上的火车票，此时手中只有300多元现金。但我有信心，因为我2年的辛苦肯定会有回报的。

       2006年3月，我收费9万多元。这时我开始筹备办所了。而业务的开展也不错。5月时法院也将“北京市KC律师事务所”欠我的律师费执行上来了。2006年7月，我与他人合伙创办了“北京市博天律师事务所”，我是主任。我办所的宗旨是“忠君之托，诚信为本”，而且做公益是一个主线，不可偏废。9月份，“北京市博天律师事务所”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正式成立。律师所成立后，我做了两件事：一是在网上及本地各大媒体发表律师服务社区的承诺，二是直接发函到附近居委会，主动要求免费为居民提供法律帮助。

       2007年元旦后，我带领全所律师走进11家社区，免费宣讲法律知识。博天所得到社区的领导和居民的称赞。当社区的居民慕名请博天所律师代理时，我都会告诫办案律师：这是树立咱们博天所诚信的大事，不管案件大小，一定要认真负责！

       除了社区，我还带领本所律师来到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，为误入歧途的孩子们讲解法律知识，教育他们安心改造，早日回归社会，勉励他们成为社会有用之人。

         当我得知石景山区八角街道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社区慈善服务中心时，就主动联系并如愿成为该中心的法律顾问，为中心免费提供法律服务。 我带领律师在华联超市前的小广场，每星期六上午免费为老百姓做法律咨询。 2008年我带领律师积极参加石景山区律师为奥运服务的律师志愿团。我也是石景山区维护青少年权益律师团的团长。辛勤的汗水，无私的奉献，得到了社会的回报。中央电视台、北京电视台、东方卫视及新浪、搜狐等媒体对我做了广泛的宣传和报道。博天所已经成为京西地区小有名气的律师所。

       回头看看我走过的14年律师路，这是一条充满坎坷的路，路上流下我无数的汗水和心酸，也播下我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。（定稿于2009年3月9日夜）